《“文明互鉴·文明互译”百家谈》第三十九期：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与实践

本/期/主/题：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与实践

主持人：陈大亮

 

陈大亮

苏州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持词

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恩格斯的这句话对于当今中国来说，更具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中华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需要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与其相适应。实际情况是，我们的文化软实力还比较滞后，中国在理论思维和理论创新方面远没有走在世界的前列，不能与我们的硬实力相适应。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主席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新时代呼唤新理论，新时代需要新思想。习主席的讲话在社会各界引起巨大反响，引用率极高，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2017年9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总标题为《构建中国学派恰逢其时》的专栏文章，在学术界产生巨大反响。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翻译学等学科积极响应，发表系列文章阐发“中国学派”的概念内涵、目的、方法与途径，等等。中国学派崛起是新时代背景下的学术范式变革，宗旨在于建构中国理论，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阐释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知识体系、话语体系以及学科体系。

就翻译而言，中国有绵延五千年的翻译实践史，但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只有四十多年的历史，在理论特色和理论创新等方面还相当薄弱，学派意识欠缺，还没有形成翻译研究的中国学派。《中国翻译》在2021年第2期刊发了翻译学中国学派的四篇文章，引领启发翻译界进一步思考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问题。

相对西方而言，中国学者缺少学派意识，喜欢单兵作战，没有形成学术共同体，译论的原创性少，话语权弱，影响力小，处于有理说不出的被边缘化状态。提倡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是为了扭转西方话语一家独大的失衡局面，改变中国译论的失语症，树立中国翻译理论的自信，凝聚学术共同体，传承中国文化基因，探索中国译论的研究范式，形成与西方平等对话的文化资本与话语权。

翻译境界论的名与实

陈大亮

苏州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翻译学科带头人

翻译境界论是关于翻译境界的理论，该理论以境界哲学为哲学基础，以境界为元范畴，以伦理境界和审美境界为两条发展主线，探讨翻译境界的内涵、性质、方法、类型，以及在翻译批评、创作与鉴赏等领域的应用价值。

翻译境界论的哲学基础是境界哲学。境界哲学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传统译论的理论旨趣和精神内涵，形成了以境界论翻译的传统。儒家追求“诚”的境界,孕育了中国译论以“案本求信”为主导的道德境界；道家推崇“无”的境界，产生了以神似、化境、意境为主流的翻译美学思想；佛家注重“空”的境界，形成了以意境与境界论翻译的传统。道德境界的核心价值是“信”，审美境界的核心价值是“美”，两条主线与两种境界贯穿了中国传统译论史。

翻译境界是一个衡量翻译主体的觉解程度与修养水平以及评价译作质量品级的范畴。翻译境界在概念内涵上具有多义性，既可以指译者境界，又可以指译作境界。译者境界指的是译者对翻译的觉解程度、学养厚度、悟性大小与工夫高低；译作境界指的是存在于翻译作品里的精神内涵与审美特质，如译作蕴涵的意味、神韵、意境等美学特征。翻译境界是一个主客合一的概念，译者境界和译作境界浑然一体，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译者是译作的创造者，译作是译者心灵世界的投射与反映。

翻译境界呈现出三个性质：主体性、层级性、超越性。境由人造，境界与人的主体性密切相关。翻译境界的主体主要是译者，译者境界分为人生境界和艺术境界两方面，分别对应道德主体性和审美主体性两种形态，具有觉解性、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特点。翻译境界的层级性具体指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说不同译者的觉解程度、翻译能力、学养、悟性等方面存在高低、大小、厚薄、层次之分；另一方面是说不同译作的翻译质量与水平有高低、好坏、优劣之别。译者和译作相互作用，形成了翻译的不同境界，表现为不同的类型与层级。翻译境界的层级性不是并列的平级关系，而是从低到高的等级关系。文学翻译的超越性有多种表现形式：译作超过原作、从译意发展到译味、从形似到神似、从功利境界到审美境界、从不可译转化为可译、后来的复译本超越前人的译本等等都是超越。

提高翻译境界需要功夫、学养及悟性三方面的相辅相成。首先，三个概念都属于境界下边的次级范畴，合起来构成了翻译境界的方法论体系。其次，三个概念之间是并列关系，彼此之间相辅相成。再次，三者各有自己的功能，不能相互取代。境界需要功夫，但只靠勤学苦练，翻译只会停留在低水平的翻译技巧层面。境界需要学养，但只靠知识，翻译就带有学究气，译文呆板，缺少灵气。境界需要悟性，但只靠直觉感悟，译者就会处于胡思乱想的迷狂状态，灵感就会枯竭。

翻译境界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理解与把握翻译境界既需要理性思维，也需要悟性思维。在翻译境界基础上形成的翻译境界论对翻译鉴赏、翻译创作以及翻译批评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境界论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本土的学术话语，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翻译境界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在哲学基础、美学渊源、理论旨趣以及学术理念等方面不同于西方译论。面对中西译论的特殊性，笔者秉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的原则，立足中国的翻译传统与翻译思想，合理吸收西方的研究方法与创新精神，建构中国自己的翻译话语体系。在“不忘本来”方面，笔者传承中国译论的文化基因，领悟境界论的内核与精华，把其研究成果化为我用，使之贴近翻译境界的理论与实践。在“吸收外来”方面，笔者尽力避免牵强附会与机械照搬，谨慎吸收康德美学、现象学、诠释学以及知识论的相关思想，用来理解、阐释、佐证翻译境界的内涵、性质与方法。

创建翻译研究的中国学派

从文化自觉走向学术自觉

冯智强

天津外国语大学翻译与跨文化传播研究院

研究员、执行院长

百年来的中国学术经历了与传统文化的决裂以及“整理国故”等西化的洗礼，已经很难发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因此造成大范围的“失语”也就在所难免。翻译研究领域也不例外，来自西方的翻译理论层出不穷，“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年”，好不热闹。这些西方翻译理论主要基于西方相邻、相近语言之间的转换，虽然为我们解读纷繁复杂的翻译现象提供了不少全新的视角，但对于相距遥远的英汉两种语言及其背后迥异的文化之间复杂的翻译转换过程，仍显解释力不足，甚至无可奈何。特别是随着大批西方翻译理论不断涌入，许多宝贵的本土翻译思想和资源都被轻易地纳入了西方的译学传统，进而简化为“直译”“意译”之分，或是“归化”“异化”之别，抑或是“忠实”“通顺”标准，从而成为西方译论的中国附庸，“舍尔灵龟，观我朵颐”，令人扼腕叹息。

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全面崛起，积极发展中国学术，建构中国话语体系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创立翻译研究的中国学派，为国际翻译学的发展做出中国贡献，是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奋斗目标。这是文化自觉后的学术自觉。

创建翻译研究的中国学派，首先要打破以西律中的格局，促进译学的良性发展。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一切以西方为圭臬，其结果是几乎各个领域集体失语，理论先行，其结果有目共睹，诸多领域的研究大同小异，千篇一律，最多只是做了西方理论的注脚。仅就翻译研究领域而言，大量“以××理论视角下的”“基于××理论的”各种论著充斥着各类期刊杂志以及电子出版物，多如牛毛。但是，无论是对于理论的建设，还是翻译实践的推进，都收效甚微，许多讨论主要还是围绕“直译”“意译”以及“归化”“异化”进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学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学术的正常发展至少应该是中西方理论的相互影响，取长补短，优势互补，而不是一味地“一边倒”。只有打破这种局面，才能真正促进译学的良性发展。

创建翻译研究的中国学派，关键要建立平等对话的机制，构建中国的话语体系。建立中国特色的翻译学，抑或翻译学的中国学派，不但可以尝试解决中西互译的现实问题，还可以为国际译学作出贡献。理论是由术语构成的学术体系，因此术语的创生尤为重要，甚至起到生死存亡的关键作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以来，众多的中国传统译论话语诸如“信达雅”“文”“质”被误解、歪曲和异化。一味沿用西方现成的概念，难以构建中国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更不能奢望理论系统的形成。中国有着极具特色的语言和文化，更有着两千多年的源远流长的翻译实践和译学资源，之所以没有产生西方学术意义上所谓系统化、理论化的翻译学，主要是由于东西方的理论形态不同罢了。因此，努力发掘本土资源，积极吸纳西方学术方法，发扬中国特色优势，建立起一套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不但是必要而且是完全可能的。

创建翻译研究的中国学派，更要努力突破中西交流的壁垒，走出汉英互译的困境。中西语言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世界观、价值观以及民族习俗和传统等方面都存在差异。汉语和以英语为代表的西方语言分属不同语言系统，彼此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存在障碍和问题，汉英互译成为世界性难题。以相邻相近语言之间转换为基础的西方译学，在指导和诠释英汉汉英翻译时，很多时候就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无能为力了。因此，有汉语汉文化参与，以汉英英汉之间的转换为基础的译学理论迫在眉睫，而非可有可无。汉语作为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无论是普通语言学还是普通翻译学，汉语的加盟和融入都是不可或缺的，这不但是汉英翻译的需要，更是突破中西交流壁垒的重要支撑。

诚然，我国既有源远流长的对外交流，又有成果丰富的翻译实践，同时也有不少关于翻译的思辨性论述，完全有能力建立源于本土、用于中外翻译实践与研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中国的语言史、文化史、翻译史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史都为此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只要我们“立足当前实践，继承中国传统，借鉴外国新知，发展中国学术”（潘文国语），就一定能够为国际译学的发展贡献出我们的中国力量。

何谓大易翻译学

陈东成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大易翻译学（Yi-translatology），简称易译学（YT），其基本体系由笔者构建，有关观点和论述见于拙著《大易翻译学》及系列论文。大易翻译学是按照大易（《周易》以及推演这部经典的观点和学说）所揭示的道理来研究翻译本质、翻译标准、翻译审美、翻译伦理、翻译风格、翻译距离、翻译损益、翻译观照、翻译会通、翻译旅程、翻译批评、翻译生态环境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寻求翻译规律以指导翻译实践的一种翻译研究途径。简言之，大易翻译学是一种援易入译、以易治译、以易弘译的翻译研究途径。其基本观点包括：

（1）生生之谓译。翻译学乃生生之学，翻译的哲学思考、审美观照、效果评价等应以“生生”为核心展开。

（2）基于《周易》和谐观及孟喜十二消息卦提出的“太和”翻译标准强调整体性、多样性、审美性、动态性，其实现策略——阴化和阳化策略具有阴阳和合之德。

（3）翻译审美应把握如下要点：①审美本原：生命即美；②审美表现：立象尽意；③审美态度：贵时通变；④审美境界：精义入神；⑤审美理想：止于太和。

（4）在处理翻译中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时，译者应恪守“修辞立诚、利以合义、交通成和、以同而异、进德修业”的翻译伦理。

（5）翻译风格和译者个性的关系可借鉴八卦图来阐释，翻译风格之美在于译者风格与原作风格“致中和”。这种“致中和”的有效途径为：①材料选择：各从其类；②原文理解：心悟神解；③译文表达：适中得当。

（6）翻译距离在翻译的“言—象—意”与“意—象—言”多级生发的思维过程中必然产生，为使翻译距离产生翻译之美，译者应遵守“适旨、适性、适变、适度”的调整原则，灵活运用阴译、阳译调整法和各种译技，使翻译距离产生翻译之美。

（7）复译的原因可归结为：①文本的开放性：文无定诠；②译者的主体性：言人人殊；③读者的差异性：人以群分；④语言的时代性：言随时变。复译可采取如下策略：①纠错性复译：改错迁善；②改进性复译：渐臻至善；③建构性复译：见仁见智；④适应性复译：趋吉避凶。

（8）翻译批评应以“中和”为标准，以善（与人为善、改错迁善、止于至善）、公（公开、公平、公正）、实（实证为本、实事求是）、全（共时的全面、历时的全面）为原则，多层次、多视角、多途径进行。

（9）翻译研究者既要“观国之光”，又要“观己之生”；既要有“大观在上”之视野和境界，又要有“下观而化”之感悟和笃行；不仅要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中国优秀传统译论，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且要反观内省，中正大观，观兆知己；这样方能“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达到“贞观”之境。

（10）翻译会通是翻译研究基本而重大的关切，包括易译会通、古今会通、中外会通、理论实践会通、原文译文会通等。诸种会通各具核心，各有其用，但相生相成，衍生万象，展现不一样的精彩。

（11）翻译即一种生命运动，其生命之旅可按《周易》的阴阳之道从“交感化生”“变化会通”“保合太和”“终则返始”等方面阐释。翻译的生命之旅循环往复，永无绝期，每次“回归”是为下次“出发”作准备。

（12）翻译生态环境可用易理，配合八卦图和五行图来阐释，它具有整体性、多样性、创生性、动态性。翻译生态环境各要素交相感应、相生相克、生生不息，其理想状态为“保合太和”。

大易翻译学主要汲取易学和译学两个学科的营养，从跨学科的角度对相关问题进行客观审视、分析、论证或推演。其基本思路是以“翻译”为经，以“大易”为纬，经纬交织，从哲学高度将“体（道）”“相”“用”贯通，以致“成务”，建成新的翻译理论。大易翻译学推崇《周易》道象互为的智慧，强调用象思维（包括原象思维）来研究翻译，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提供哲学性认识论。在研究方法上，大易翻译学走出把中国译论置于西方译论标准中进行定位的做法，充分发掘和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彰显中国译论的优势。

大易翻译学古今贯通、中西结合、体用融合，形成一个时空交汇、旁通统贯、开放和谐的翻译理论体系。

从“为学”到“为道”：

推进翻译学中国学派建设的必要性

杨镇源

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老子有云：“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这实际上说的是形而上与形而下两个层面的话题，“为学”代表着形而下层面知识的积累，“为道”代表着形而上层面境界的升华。相应地，一个学科的发展也应有这两方面的追求。首先，学科应当以“为学”的态度“进得去”，即秉持强烈的知识追求，积累理论话语，在“日增”的道路上形成一定的学术版图。其次，在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学科则应当以“为道”的态度“出得来”，即超越理论话语，在“日损”的道路上升华出更高的思维境界。

遗憾的是，当前的翻译学界“为学”势头正盛，“为道”却有所不足。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关于翻译的讨论总体呈现出强烈的知识倾向：研究者们试图通过各种渠道、各种视角拓展出新的理论、新的观点，令翻译学界不断开疆扩土，呈现出剧烈的膨胀趋势。这种努力本身无可厚非，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趋势仅仅代表一种“进得去”的“为学”路线，却难以成就一种“出得来”的“为道”途径。人们不断进入各种新的理论、观点框架，带来知识的拓展和创新，却也易于萦缠于各种话语，难以用超越的眼光带来学术境界的提升。在此格局中，建设旨在“为道”的翻译学中国学派（以下简称“中国学派”）就显得十分必要。

近三年来，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如蔡新乐、陈大亮、吴志杰、陈东成、蒋骁华、孙会军、冯文坤、刘军平、周领顺、任东升、冯智强、孟凡君、王晓农、孟祥春、杨镇源等联合起来，高扬中国学派的旗帜。学派纲领宣称其宗旨为：“在当前‘坚定文化自信’的主旋律下，组织翻译学人，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典籍中发掘学术增长点，并以此作为立足点，结合所处时代背景构建系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翻译理论，造就一批该领域研究的前沿学者，为中国译学增添学理闪光点，助其在国际译学界以独立自强的姿态发出更多更强的声音，为人类翻译事业的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中国学派旨在彰显出中华民族血液中的思想因子，不再局限于“为学”式的理论话语增长，而是更多着眼于“为道”式的学术思维升华。其中无论是蔡新乐基于儒学的观念，还是陈大亮走向译境的倡导，或是吴志杰立足和合的眼界，或是陈东成通融《周易》的视域等，都体现出中国学派一种“向道而思”的格局。在此格局中，研究者着重于以超越式的心性为学术话语做“减法”，在“损之又损”的态势中挫锐解分，脱缚于固有的学术成见，进而走出形而下层面知识的迷障，以自在姿态趋向形而上层面的翻译的之“道”。对于过于偏向学术话语拓展的当前翻译学界，这是一种重要的学理平衡力量。相应地，推进翻译学中国学派建设的必要性便进一步彰显出来。

排版：孙昱峰

审核：周和军 杜树标

2021-17期，总第39期

主编：王铭玉

副主编：田海龙 姜龙范 郭太 刘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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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期：政治文献翻译与政治话语的再创造

第二十七期：文明互鉴语境下的中国语言学研究

第二十八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外传播

第二十九期：时代重任与多元外语人才的创新培养

第三十期：中央文献外译天外师生谈

第三十一期：体认语言学学科建设及相关话题研究

第三十二期：研究问题的形成及其发展

第三十三期：功能视野下的外语人才培养

第三十四期：语言与政治

第三十五期：翻译地理学

第三十六期：儒学应在译论建构中发挥作用

第三十七期：应急语言服务

第三十八期：语用翻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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